这是指，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法院是专门化的、独享审判权的国家机关。
在当下中国写作本文有如下意义：首先，团结语词是19世纪欧陆社会思潮在政治话语与公法理论中留下的深刻烙印。[36]类似总结,参见(德)狄特· 格林:狄骥思想之德式解读,王蔚译,《交大法学》2018 年第3期,第1页。
后疫情时代见证了团结语词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再度兴起。[42]狄骥本人就以一战做过类比，描述当时德法两国公法学家的观念之争：德国全体的公法学家和法学家所肯定的权力国家观念，同以法国为先驱的合作国家观念发生了冲突，而前一种观念已在马恩河畔和凡尔登山峡中战败了。团结意味着要去帮助那些能力有限的人们，也就是那些无法从一个开放、快速变动的社会享受发展利益的人们。[8]疫情期间，有研究考察了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将不同领域中的团结原则规范分别解释为消极或积极的法律义务，简要回溯了团结主义—在战后欧洲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自其诞生起，团结语词就以对人的关怀为核心，以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以期实现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约束与改造。
[28]佩施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团结存在于四处：因造物主存在于所有人之间，应当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存在于同一国家的所有公民之间，以及职业团体中的所有成员之间。全球化与科技变迁造成了暂时、过渡性问题，对于承受这些问题的人们来说，团结还意味着给予他们扶持。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页。
（3）机构是机关以及其他非机关组织的总称。这意味着国家的意志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被组织起来的。公法社团区别于其他公法人的特征在于其成员性，即成员能够对团体事务发挥决定性影响。[62]机关所享有的权利能力只是在同一法人内部相对其他机关而言的，不能对外针对第三人。
[82]公营造物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人和物的手段：一方面，其不同于公法财团仅由财产构成。苏联民法理论认为，作为法人有四个特征：组织上的统一性、财产上的独立性、独立的财产责任以及以自己的名义出现。
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当时国家被理解为一个道德一精神有机体。[58]就像每一个人的团体在规范意义上都被理解为一种组织秩序，所谓的法人只是对部分法秩序（Teilrechtsordnung）的人格化拟制，国家也一样。同时，针对公民成为国家的社员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变成内部关系的问题，笔者认为，内外是相对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92]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从《民法总则》第97条来看，从事履行职能所需的民事活动是获得机关法人身份之果，而非其因。[68]这种共同行动的产生与存续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符合规划的统一体构建，这种有组织的行动要以所有参加人具有统一行动的意思为前提。另一方面，又阻碍了用更具革命性和威胁性的人民主权来消解公侯主权，从而找到在立宪体制下安放君主的方法。这种科层体制导致了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困难。
法人的本意是要将法人的财产与投资法人的人的财产相区隔，从而维护法人的独立性。[8] 机关与法人的区别在于，法人有权利能力，即享有权利和义务。
比如，在德国，联邦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联邦社会法院都属于联邦的最高法院，但并不认为是联邦最高机关，因为它们要接受联邦司法部的业务监督。[67]这种共同行为是一个真实的、有原因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拟制的思维上的抽象。
这是因为在行政法上，机构往往是指机关的下级组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中，多次使用了行政机关组建的机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的用语，都表明机构是不可能与机关平起平坐的。对于国家来说，权力分工主要是在机关这个层面实现的。[15] （二）组织（Organisation） 法学上通常将组织界定为一种社会产物（soziales Gebilde），它持续地追求某种目标且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结构，借助成员的积极活动来实现该目标。反之，对于公法人，国家意思（设立行为）则不仅是其取得权利能力的生效要件，更是其存在的基础。在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是指局、科等。按照沃尔夫（Hans J. Wolff）的说法，机关是暂时行使法人自己的管辖权。
而根据拉班德和耶林内克的观点，法的功能是界分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42]更具体地说，机构没有自己的管辖权，而是参与机关的管辖权。
可把一切机器看作由机构或机构系统组成。机关可以只是一个人组成，同时也是一个职位，比如，联邦总统。
[96]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涉及多个机关的行为归责，当事人往往陷入机关之间的相互推诿。[91]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江阴化工塑料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等购销合同纠纷案和广东省烟草公司潮安县公司庵埠经营部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等购销合同纠纷案中的认定标准就不一致。
[7]伯肯弗尔德（Ernst- Wolfgang Böckenförde）认为，机关概念有三个层面：（1）规范一制度层面，它使机关与机关中具体作出行为的自然人分开。国家的意志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应当作出的行为，任何不法的行为都不可能是国家的意志。那么，问题就在于，到底追溯到哪里？因此，公法人的设计就是要终结这种无限追溯的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公法人被称为归责终点的原因。从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来看，部门主要包括办公厅、办事机构[30]和议事协调机构（当然，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议事协调机构可以规定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
（5）常设机关是相对非常设机关而言的。[57] 耶林内克的理论虽然摆脱了先前国家法人说的实用主义色彩（协调立宪国家与君主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基于其社会学和法学的二元方法论，其理论并非纯粹的法学探讨，这从他将国家权力置于法秩序之上就可以看出。
[92]参见屈茂辉：《机关法人制度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13]Stefan Korioth Michael Wolfgang Müller, Staatsrecht I, 3. Aufl.,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2016, S.213. [14]Christoph Degenhart, Staatsrecht I: Staatsroganisationsrecht, 32. Aufl., C. F. Müller, Heidelberg, 2016, S.297.这从我国《宪法》第89条所列举的国务院的职权中也可以看出，多次出现领导的字眼。
[85]该法第97条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51]与格贝尔类似，拉班德也认为君主是国家权力的唯一载体（Träger），他不仅要从事管理的任务，而且也是国家权力的代表。
（2）法人从事的任务，即是否履行公共任务。1.前期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国家法人说最早是学者阿尔布莱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提出的。后期以耶林内克、凯尔森和沃尔夫为代表，主要是以国家法人说来进行公法上的归责。另一方面，公营造物虽在内部有处理其事务的工作人员，在外部有利用人，但这些人并非其组织上的成员，因此，也不同于公法社团系由多数的社员所构成。
因此，地方国家机关就是设在地方的国家机关之义。机关的英文是Organ，该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原意是指器官，即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如何理解《宪法》第57条它的常设机关这一用语？因为这里的它显然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也是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它的机关会不会因此产生机关的机关的后果？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对照政府与部委的关系，就不会产生上述的疑虑。[86] （一）法人的本质 机关能不能成为法人，首先关系到对法人本质的理解。
[2]参见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公法人与私法人区别的关键在于，公法人是基于国家的特别授权，有国家意思介入其中，而私法人则由纯粹的私法行为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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